知识与智慧的区分，知识仅仅是已经获得并储存起来的学问；而智慧则是运用学问去指导改善生活的各种能力。知识，如果只是作为单纯的知识，它不包括特殊的理智能力的训练；而智慧则是理智训练的最好的成果。在学校中，当注意积累知识时，却时常疏忽了发展智慧的观念或良好的判断力。学校的目标似乎经常是让学生成为所谓的“无用知识的百科全书”。他们认为让学生掌握“无所不包的原理”，才是当务之急，而培养心智乃是低劣的次等的事。

假使认为积累起来的知识即使不应用于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后也可以由思维来随意地自由运用，这是十分错误的。通过智慧获得的技能，才是可由智慧随意支配的技能，另外，只有在思维过程中获得的知识，而不是偶然得到的知识，才能具有逻辑的使用价值。有些人，几乎没有什么书本知识，他们的知识是同在特殊情况下的需要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时常能够有效地运用他们所具有的那些知识；而一些博学多识的人，却时常陷入在大堆知识中而不能自拔，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是靠记忆得来的，而不是靠思维的作用得来的。

提高表面标准的地位

1、在教学中。在教学中，重视表面标准，表现为强调获得“正确答案”的重要性。有人认为在教师的心目中，主要工作是让学生正确地诵读他们的功课，而不是把教师的注意力集中到思维训练上。这种看法必然会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或许没有别的事情是比这更为严重的了。只要过分地抬高了这种目的（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么，思维训练必然处于偶然和次要的地位。

2、在行为中。表面标准的观念对于品德的培养也有巨大的影响，使行动遵从各种戒律和规则是最容易的事，因为那是顺从最机械的标准。行为的问题是全部生活问题中最深刻、最普遍的问题，行为的方式一定会影响到别人的心智态度，尽管这种态度与任何直接的、有意识的道德问题相距甚远，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每个人的心智态度的最深的程度是由他处理品行问题的方式所决定的。对待这个问题，如果把思维的作用，把严肃的探索和反省的作用降低到最小的程度，那么，反而期望思维的习惯能在次要的事务上发生强大的影响，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在意义重大的行为问题上，主动探索和深思熟虑的习惯，能提供最好的保证，使得一般的心理结构也必定是合理的。（以上选自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第四章）

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应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务之能力。……这种运动，在其各种情况下，常被称为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名称，而是其关于哲学研究的特殊目标和任务与其完成方法等所持有的观念。（以上选自杜威的《人的问题与哲学的现状》）

控制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变化间明确的或已经测量到的互相关系把这些变化互相联系起来，以其中之一作为其他变化的记号或证据，它本身并不提供直接的控制。晴雨表上指针所示的数字是有雨将临的记号，但这却不能使我们阻止下雨，但是这能使我们改变我们和下雨的关系：耕耘园地、带伞出门、指示海上的航道等等。这个示数使我们能采取一些准备行动，以减少价值的不安全性。纵然这还不能使我们管制将要发生的事情，但它总可以使我们注意到某些方面，有助于稳定我们的目的和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之下，如在艺术本身方面，我们不仅改变我们自己的态度为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好准备，而且我们还能够改变所发生的事情本身。这样利用一种变化或可感知的发生事故，作为其他变化的记号和作为使我们自己作好准备的手段的情况并不是在近代科学发展以后才有的。有人类本身，就有这种情况，它是一切智慧的核心。（以上选自杜威的《观念在工作中》）

所有概念、学说、系统，不管它们怎样精致，怎样坚实，必须视为假设，就已够了。它们应该被看做证验行动的根据，而非行动的结局。明白这个事实，就可以从世界除去死板的教条，就可以晓得关于思想的概念、学说和系统，永远是通过应用而发展的，就可以责成人们务必注意这些东西，看它们有什么是表示应行改变的，找机会宣扬它们。它们是工具，和一切工具同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以上选自杜威的《论理改造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这些在指导之下的操作称为智慧。运用了智慧一词，我们就可以说：任何自命为知识对象的对象是否有价值，这要看我们运用智慧去达到这个对象的情况如何。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要记住：智慧即指我们实际用以改变环境的操作而言（其中也包括有运用直接的和符号化的观念所进行的一切指导）。

任何认识上的结论的价值都依赖于达到此结论时所运用的方法，因而方法之改进、智慧之完善，乃成为具有最高价值的事情了。在操作中的智慧（即方法）已成为最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东西了。科学研究者是根据达到事物的方法来决定当前所呈现的事物是否具有认识上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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